繁體版  |   登录  |   注册
我的幼儿园老师
作者:谢全登 发表时间:2019-09-20 00:00:00

       我的幼儿园老师姓朱,男,是一位离休教师,教我们时已六十有余,是我们村德高望重的文化人。

        朱老师是一位特严肃的老师,不苟言笑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已过去四十余年,仍历历在目。圆脑袋,不多的白发虽已失去年轻人特有的生气,但根根竖立,很冲也很钢,不怒自威。老师严谨认真,一身粗黑布长衫,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,那扑面而来的文化人气息让我们一群毛孩子也有点窒息(那时也不懂,但懵懂的心灵中还是隐隐感到一丝“神”“鬼”“师傅”“狼”的害怕)。

       上世纪70年代末,村里没有幼儿园,为了让一群成天在外疯打的孩子早一点接受启蒙教育,村里决定办个幼稚班,于是把刚建成准备办供销点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幼儿班教室用,全村5~6岁的孩子均可报名上学,一间教室,一个班,一个老师,无大班、小班之分,统统“一锅炖”。据说当初办幼儿园的想法确定后,聘请谁当老师也着实让大队干部伤了一番脑筋。前思后想,想到了北村(我们村一个大队分两半,五个小队南村三个多姓谢,北村两个多姓朱,以大队队部为分界线,倒也南北分明)退休在家的朱老师。据后来听人说,请朱老师的理由很充分,朱老师在全县不同公社和不同村的学校都教过书,学识肯定没问题,虽说没带过幼儿,但教过私塾,教个区区幼儿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于是上门礼请,朱老师倒也痛快,欣然接受。就这样一间临时借的教室、一个老教师、一群毛孩子轰轰烈烈地开园啦。

        班里四十多个孩子,基本都是五六周岁的“毛蛋蛋”。朱老师把我们临时拼凑在一起,光有教室也不行,课桌、板凳怎么办?朱老师自有办法:找大人帮忙从大队部拉的砖堆上搬来新砖,也没有什么讲究,就是方方正正、稳稳当当垒成两个底座,高度适合孩子趴在上面写字即可,然后把教室里面放的新裁的木板抬到上面,长的一排一个,短的一排两个,课桌即成。别说,那些新裁木板淡淡的木香味真好闻,让人至今难忘。板凳嘛,自己解决,于是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矮的、好看的、丑陋的小板凳统统让我们从家里收集到教室,在朱老师的指导下,摆放到位,倒也整齐。没有黑板,到小学要个小黑板,墙上钉个钉子,挂上正好。没有课本,这也难不倒朱老师,自己编,一切OK。于是,课堂上,四十余个小脑袋在朱老师“老”脑袋的带领下,整齐划一,错落有致,摇摇晃晃,“a、o、e、i、u、ü……”“上、中、下、人、口、手……”声音略显稚嫩,但很响亮。朱老师不笑,我们也有板有眼。

       转眼间,幼稚班教学已过半年,在朱老师的严格管教下,我们也越来越有学生样了。同时,我们的“胃口”也越来越大。为满足我们的求知欲,开过年后的一天,朱老师从家里带来一摞书,《毛泽东选集》。朱老师叫我到前边,手一挥,说“分书”。原来,朱老师把自家的几卷《毛泽东选集》分拆装订,每人一叠,权作课本。我们拿到手,密密麻麻全是字,多不认识,个个头大,怎么看?怎么学?朱老师笑着说(为数不多的笑):“从上面找自己认识的字,读、写。”那时农村家庭多数困难,上幼稚班能买起本子的凤毛麟角。朱老师说:“在每页书的上、下、右边空白处写。”四十多个“小脑袋”个个情绪高涨,教室里声音骤响:“这个我认识,上”,“这个是山”,“这个是人”。一叠《毛泽东选集》就这样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宝贝。堂弟随母亲到北京父亲当兵的地方随军,走到离村五六里远的尊村,想起“宝贝”未带,哭着让母亲折回从家里拿上,带到北京。

        后来,我们幼儿园毕业,到村小上学。村里有了真正的幼儿园,有了桌椅、老师。我们的幼儿园也回归本质,变成供销点。再后来,自己外出求学工作,朱老师的印记也慢慢淡忘。前几日,携妻儿陪母亲回村,路过闲置的供销点,猛然想起我们的幼儿园,还有朱老师。

        (作者单位:永济市教科局 )


相关链接